官方通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通报的篇幅越来越长，但真相越来越难定分止争。当通报本身成为舆情，问题出在“官方”——是态度还是话术？
长沙市体育局女干部占用车位一事，本该随着一纸通报而平静的舆情，又因通报而泛起。
人们通过对这则两千余字长通报的字斟句酌，提出各种质疑，认为存在明显的春秋笔法，比如淡化了占车位女干部男友雷某某的行为，而这本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索，通报中对当事人的行为描述是堵车，对雷某某的行为则称为停车，更有人将这则通报撰写称为“刀笔吏”。
澎湃新闻记者在长沙市体育局采访上述问题时，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：“一切以官方公布为准。”
“以通报为准”已经成为舆论场的高频词。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现象，官方通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通报的篇幅越来越长，但真相越来越难定分止争，甚至官方通报也渐渐成为了舆情的一部分。
官方通报，本是倒逼有关方面提升应对能力的方式，当下却成了舆情症结的遮羞布，出问题的不是通报，而是“官方”。
官方通报是态度不是话术
官方通报，本是进入政务新媒体时代的产物，相比于召开发布会，它的初衷是用更符合传播规律的方式，更高效、便捷地呼应社情民意，初衷恰恰是为了便于公众监督，而不是为了躲避公众监督。
每当有舆情发生的时候，一些地区基本都遵循这样的操作流程：先发初份通报，向社会告知已成立调查组，并表态将公正处理，然后等调查工作结束后，再发最终通报，详细介绍个中原委和处置结果。长沙女干部占车位事件同样也遵循这一路径，这本无可厚非。
但关键是，现实中，“等官方通报”已经逐渐异化为一种躲避质询的话术。诚然，在事件刚刚进入调查的时候，面对媒体采访和舆论关切，有关方面因为尚不掌握全部情况，对外披露持谨慎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当全部情况已经调查清楚、处置通报问世后，面对因通报文本产生的质疑仍然“以通报为准”来敷衍搪塞媒体的采访、舆论的关切，人们自然会加重内心的猜忌。
官方通报本不该有那么多“技术因素”的考量，既不能在文本中皮里阳秋，也不能在后续接受采访时虚与委蛇。说到底，官方通报是一种态度，是大大方方接受社会监督，并真诚反思的态度，绝不是一种公关话术。
官方通报需要回归初衷
对大多数舆情事件来说，调查与通报基本都出自本级主体单位，这类调查本就容易被舆论质疑是自己查自己，这时，如何对待外部的声音，对通报的生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。
实事求是的通报是经得起检验与叩问的，处处对疑问惟恐避之不及的通报，注定无法被人信服。
这是因为，官方通报的公信力建立在调查的透明度、可验证、可质询的基础上，而不是有关方面的自说自话。公众对着一则通报反复抠字眼，绝不是没事找事，而是公众对知情权的焦灼与无力。
有序的社会治理不止步于官方通报这一环，通报发布后，记者的追问、专家的建言、普通民众对细节真伪的疑惑，共同发力才能拼出真相的拼图，并最终凝聚成一种社会共识和治理经验。因此，官方通报是通往真相的桥，而不是拒绝对话的门，这扇门一旦关久了，相关方面很容易陷入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。
一份千字的官方通报，不仅关乎地方政府舆情应对能力，还是关系治理能力的大事。聚光灯下，当媒体和公众一一退场，唯一留下的那个自说自话的声音，即便所说的是真相，也注定难以被信服，长远看更会反噬自身。
坦诚、对话、理解，官方通报，需要回到它最初的定位。
（新黄河 评论员：李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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